世界上最年轻的总裁_最年轻总裁的一代半经理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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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属于中国第一代职业经理人，但是年龄在圈内算比较小的，所以姑且称自己为‘一代半’经理人。我们的第一代职业经理人很少有人受过良好的商业教育，这是一种遗憾，所以我希望自己以后能抓紧时间做老师赶在第二代中国的职业经理人正式出道之前和他们分享一些东西。”———卫哲

人物：卫哲，1970年生，1993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曾先后担任上海万国证券资产管理总部副总经理，“普华永道”(PWS)高级经理，东方证券投资银行总部总经理。2000年出任百安居(中国区)执行副总裁兼财务总监，2002年出任百安居(中国区)总裁至今，被誉为迄今为止世界500强企业中最年轻的地区总裁之一。2005年出版《金领》一书，成为沪上畅销书排行榜第二名，仅次于《哈利波特6》。

择业走一条不断“增值”的路

“一个人的成功需要三样资本：专业技术、管理能力、社会资源。”

卫哲1993年大学毕业，当时外贸和旅游都是非常热门的行业，而证券行业则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前途未卜。但也正是由于证券行业处于起步阶段，规则上主要借鉴外国经验，卫哲是学外语的，所以正好派上用场。这个机遇让刚走出校门的他春风得意，在公司资产管理总部担任副总经理的时候，他还不到24岁，而此前不久他只是一个在公司翻译年报的大学三年级实习生。

卫哲说，一个人的成功需要三样资本：专业技术、管理能力、社会资源。对于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讲，他们只有专业技术，缺乏后两种资本，但他们得到这两种资本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如果能够正确地选择行业，那么必定能够缩短获得后两种资本的时间。“我当时觉得外语如果不能和实业相结合，那么自己的专业永远只是一门工具，而得不到‘增值’。”卫哲是这样解释他的第一个职业选择的。

的确，对于卫哲来讲，每一步的职业转变都是一个“增值”的过程。在万国证券，他懂得了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则和管理基本经验，2年后，他加入了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这种跨国公司的工作经验又让他成为了财务专家还学会了国际商业语言。“我没有财务科班背景，我在永道其实是补课，这种补课是非常必要的。当时我在证券公司管理上百亿资产，每天从手头流过的现金超过百万，现在想起来非常后怕，不过运气帮了我这个在当时还不懂财务的人。”不断的“增值”和“补课”使得他在30岁不到的时候成为了百安居中国区财务总监。

跳槽要“放弃”而不能“摒弃”

“人的精力和脑力都是有限的，不学会放弃一些事情就会使之成为你的包袱，适时清空是完全有必要的。”

对于职业经理人按部就班的升迁之路，卫哲有不同的看法。“职业经理人应该能够不断地超越自己的岗位，不应该在现有的职位上停留过长的时间，2年已经是一个大限了。”

“我的每一次跳槽都是以薪水降低20%为代价的，不过我可以在一年以内追回薪酬。”他坦言自己跳过三次槽，百安居中国区总裁是卫哲的第四份工作。

他认为跳槽有内部的跳槽和外部的跳槽，在同一公司内部不同职位之间的转换也是跳槽，比如晋升和轮岗。GE会给员工在不同岗位的机会，这是一种有效的挽留人才的手段，企业“内部成才”的方式赋予了跳槽新的含义。

“人的精力和脑力都是有限的，不学会放弃一些事情就会使之成为你的包袱，适时清空是完全有必要的。”卫哲认为，不论是内部跳槽还是外部跳槽，都需要有一种敢于放弃的态度。

“一个业务员要成为经理，他必须把自己的客户交给接替自己的业务员，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从拥有10个客户实现拥有100个客户的跨越，而且之后你也才有可能从客户经理再做到客户总监甚至更高。以前在投资银行，管理的人不过200人，而到今年年底，百安居中国区的员工将超过一万，不‘放弃’是不可能管理好这么大的团队的。”

卫哲一再向记者强调“换行不换岗，换岗不换行”的态度。他虽然从金融业换到了零售业，但作为百安居中国区财务总监，他从事的工作仍然是老本行。他表示，如果完全转换职业，彻底“摒弃”前一份工作，那么投入的成本太大，这是职业经理人无法承受的。从事相互关联的工作能够让你尽可能少犯同样的错误，因为经验也是有一定的行业和职位界限的。从证券公司的年报翻译员，到会计师事务所“准合伙人”，再到跨国企业的财务总监，这种职位的不断更迭绝对不是对前一职位的摒弃，而是建立在对前一职位的继承上的。

策略细节是一种智慧和哲学

“每个人都有一种相对优势，一个重视细节的人可以使得这种相对优势很快地展示出来。”

“我当时做秘书，不少时间是在复印机前面度过的，但是我却让自己不要做一个普通的复印员。如果领导的视力不好，那么作为秘书你一定要考虑周全，复印的文件字体和大小一定要设定得恰到好处，能够使领导看起来比较轻松。不过，现在毕业的大学生考虑这样周全的，恐怕不会太多。”

在给“中国证券之父”管金生担任秘书的那段时间，卫哲获得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次大丰收。他除了步步高升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学会了如何把智慧贯穿在工作的细节中。卫哲是上海人，但这不是上海人的斤斤计较，而是职业经理人所必备的一种大的智慧。

“五个大学毕业生一起进入单位工作，如果论资排辈，他们都一样，但是如何从其中选出一位作为培养对象呢？每个人都有一种相对优势，一个重视细节的人可以使得这种相对优势很快地展示出来。”

卫哲强调一个善于成功的人必然是一个善于照镜子的人。他说：“我给领导写的第一篇稿子基本上被领导推翻重来，而到我离开秘书岗位的时候，我的稿子1000字中只有2个字会被改动，其实我感觉这个时候秘书已经是经理人水平了。

这种进步是通过拿上级当镜子反复推敲每一个细节，反复照出来的。”他说：“现在虽然自己作为中国区总裁，但自己会拿亚洲区总裁作为镜子，和他做比较找出我的不足。”卫哲所重视的细节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哲学。

这里也有一个细节：2000年7月，卫哲成为百安居中国区副总裁，那个时候百安居在中国的销售额不到1亿，到总部开会，他被安排在最后靠门的位置，没人知道这个年轻的中国人是谁。

现在，他被安排在了最靠近老板的第一排，因为中国市场已经成为了英国和法国之外，百安居全球第三大市场。

■访谈

“金领”的生活状态是平衡

七十年代人贵人错误

新京报：你和陈天桥、丁磊、邵易波一样都出生在70年代，岁数差距都在三岁之内，你觉得你们这一代人能够取得成功的共同因素是什么？

卫哲：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一批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有幸受到了非常有效的教育，60年代出生的人没有我们这么好的运气。而且我们大学毕业正好是90年代初，这个时候是改革十几年来积累的后劲的爆发，我们正逢其时。其次，机遇促使很多人做出了正确的选择。90年代初，新兴的产业发展很快，而传统行业比如外贸的机会则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很多人只能“剑走偏锋”，陈天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但是机遇也是转瞬即逝，可遇而不可求的。我们在大学里用的电脑是DOS系统，而我们毕业后2年之内，学校的电脑已经全部换成了Windows系统，这种迅速的技术革新使得比我小2岁的这一批年轻人去做电脑的和我们这一批相比已经少了很多了。

新京报：你的职业生涯一帆风顺，你觉得是否有贵人相助呢？

卫哲：其实贵人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是自己通过表现争取到的。贵人不是雷锋，他不会提拔弱者，他只会让强者更强。而且贵人需要回报，你必须要有能力去回报他，才有被别人垂青的可能。

可以这样说，我的确碰到过贵人，但是我也会尽力去给他们回报，而且我也能够做到这一点。

新京报：你碰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卫哲：应该说没有特别大的困难，不过我的几次跳槽倒可以说是一种小小的挫折。因为我在以前公司的理想不能实现所以才选择了跳槽，这也算是一种遗憾。大的错误是肯定不能犯的，一个成功的经理人要善于将大错误化解为小错误去犯。

财富退休金领

新京报：你想过自己做老板吗？

卫哲：我很佩服杰克·威尔奇，他是一个打工皇帝。我觉得财富分为两种，一种是生活资料，一种是生产资料。作为职业经理人，虽然不像网络精英们那样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可供支配，但我有足够的生活资料够自己和家人支配，两者都能够产生一种对财富的支配感。其实拿我的生活资料去充当生产资料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一个比较成熟的职业经理人，是不会再走回头路去创业的。

新京报：你说过自己会在40多岁的时候“退出江湖”，去大学的商学院教书，你是因为预见到经理人职业生涯的“天花板”，还是由于其他原因？

卫哲：主要是由于三个原因，第一点，就是我个人觉得自己做总裁的时间太早，人家四十岁做总裁到五十多岁差不多就该退休了，我三十岁做总裁到四十多岁退休也是正常的。第二点，我觉得工作之外还有很多需要平衡的东西，比如好好培养自己的儿子这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第三点，我觉得还有一个奉献的因素在里面。

我应该属于中国第一代职业经理人，但是年龄在圈内算比较小的，所以姑且称自己为“一代半”经理人。我们的第一代职业经理人很少有人受过良好的商业教育，这是一种遗憾，所以我希望自己以后能抓紧时间做老师赶在第二代中国的职业经理人正式出道之前和他们分享一些东西。我觉得自己有这种责任和义务把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和MBA们分享，而且自己也多次登上过国内外商学院的讲台，觉得自己比较适合这个选择。

新京报：你的新书名为《金领》，那么你觉得对于一个“金领”来讲，家庭应该在职业生涯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卫哲：“金领”的生活状态也应该是平衡的，就我看来，与其说家庭在职业生涯中所处的地位，不如说职业生涯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家庭应该高于职业生涯，这是我的一个基调。（谭德波、王嘉宁）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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