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胡立峰_胡立峰：从细节看透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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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胡立峰的第一印象是：典型的南方人，个子不高，说一口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

　　尽管做基金研究只有短短四年，胡立峰如今已是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首席基金分析师，他对基金的分析研究在业内颇有影响，并且提出的许多问题都一一得到应验，比如基金的同质化、基金产品定位、内部关联交易等。

　　胡立峰的故事，从1998年说起。

　　“基金黑幕”改变人生

　　1998年8月，胡立峰到了厦门和妻子团聚。

　　胡立峰去了厦门联合信托投资公司工作。“那公司当时算是全国最小的信托投资公司，就两个营业部，厦门、上海各一个。刚开始的时候做信托那一块，但是前几年并没有太大业务，所以我开始关注证券。”

　　1999年6月底，胡立峰调到证券部，开始做研究咨询。因为同事去上海念书，胡立峰成为了研究咨询部的主管。这个典型的南方男人骨子里有着一股要出人头地的狠劲儿，总希望能做出点与众不同的成绩来。“1999年秋天的时候，我总在琢磨在证券行业中怎样选择一个(研究的)突破点。有一次聊天，我大学一个同学告诉我说可以关注一下证券投资基金，他说基金未来会是个大行业，当时做的人很少，发展空间大，容易做出成绩。”

　　一句简单的话，让胡立峰开始了他的“基金生涯”。

　　学金融出身的胡立峰开始关注基金，并且很快就上路了。“当时市场上关注基金的人不多，基金也很少，只有20只左右。”

　　在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胡立峰说得很简单：“也就是从细节中来到细节中去，细节决定了我的成败。”

　　注重细节的胡立峰，在盯上基金后，每次基金报表出来的时候，都会亲自去录入一遍，包括做表格、做统计。“虽然很多人会觉得这种方式很原始，并且效率低下，但是他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亲自做一遍之后，我的整个分析研究思路就出来了。如果总是从很高的角度看问题，可能永远都看不到很多细节，包括基金交易的周转率、财务数据以及操作风格等等。”

　　胡立峰对基金的研究很快超过了对股票的研究，“当时基金少，股票也不多，不像现在一次基金年报出来，200多版报纸，看都看不过来。不过现在借助计算机，把前几年研究中的方法提高层次，还是可以应付过来。”

　　最初在《厦门商报》上，胡立峰开始发表一些观点独特的文章。如今，胡立峰还对《厦门商报》心存感激。紧接着，胡立峰经常在和讯网的BBS上发表意见，开始有报社和他约稿。

　　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发表《基金黑幕》一文，引用了胡立峰的一些数据和意见，让胡立峰名气大增。不过胡立峰却认为这仅仅是个“意外”：“当时给《中国证券报》写过一篇文章，反映基金滚动操作的问题，我的数据很有限，只能去做这样简单的分析。后来《财经》找到我，希望用些数据。本来就是公开资料，我当然答应了，没想到出来之后影响那么大。”

　　不过，胡立峰也认为“《黑幕》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让大多数基金正在从违规迈向违法的紧要关头时候停住了，也促使监管部门加快推出开放式基金的步伐。”

　　有人曾评价胡立峰说：“你用9个月时间让市场记住了你。”2000年是胡立峰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年，不仅仅是事业上的转折，他的宝贝儿子也在这一年出生了。谈及宝贝儿子，胡立峰最为高兴，“在风景如画的厦门白鹭洲草坪，在微波荡漾的员当湖畔与妻子儿子一起享受阳光、海风是人生最大的乐趣，这就是生活。”

　　做不了投资人

　　2000年底，胡立峰面前摆放着很多机会，最终他选择了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理由也很简单：“因为家在厦门，银河在厦门有分支机构。”

　　胡立峰到现在也没有完全适应北方的生活，“我很多好的构想创意基本是在厦门做出来的，厦门是个安静、美丽的城市，适合做研究。北京工作节奏很快、也很累，尽管信息交流，不过会多人多，干扰也不少。”他顿了顿，“冬天充足的暖气抹杀了人很多灵感。”

　　胡立峰经常批评基金，有人质疑他的消息来源，也有人好奇他是否会因为得罪人而遭受威胁。“圈内的朋友很早就提醒我说要立足做基金研究，就不要去管虚的东西，通过公开数据做自己独立分析，实实在在，不要有任何利益纠葛，就算结论错了，只要过程是对的就可以了。”

　　胡立峰对数字很敏感，在采访中，他总是能准确记得每件事情发生的年月日。正是基于这个优势，胡立峰在长期跟踪一只基金之后，会很容易发现其中的数字错误。“我从来没遇到过什么干扰。银河给我较大的独立空间和舞台。现在很多基金管理公司对我也开始理解了。作为我自己来说，第一、我没有乱讲话；第二、我讲的基本上都是事实，以数据作基础，到目前我还没出现事故。不过我现在不像以前那样咄咄逼人，稍微收敛一下，不做出过于激进的判断，给自己留有余地。刚出来的时候什么不怕，也给很多基金公司带去很大的‘麻烦’，现在也会有人恨我。不过，像我这样‘另类’的人能成长，证明证券市场健康的东西还是主流。”

　　胡立峰总是强调这个行业里诚信是最重要的，要“讲真话，讲实话”，分析师和研究员最大的价值就在于“独立、客观、公正”。“做到今天，我没必要去做什么被人收买的事了。现在我经常还是会很尖刻地提出些问题，不过我基本能做到人家挑不出文章的毛病。我不能去满足少数基金公司的利益要求，因为这个行业是社会性的。”

　　“做了这么多研究，你应该是个很好的投资人了？”

　　“我没有点石成金的本领。我自己不做基金，这是任何时候不能违背的规矩，也是执业的要求。这个行业有个说法就是‘做的人不说，说的人不做’，投资是要有冒险的成分，做投资的人要胆大心细，心狠手辣、感觉到位。做研究的人顾忌多，考虑问题特别强调全面性、逻辑性、条理性，这样心态、视野上就有束缚了。所以我做不了投资人。”他认真地解释道。


来源：时代人物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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