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文化传媒】花旗文化：沉着而进击的金融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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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银行历史比不上欧洲的悠远，但是美国的银行创造了独特的文化，吸引着全球银行业的眼光。在整个二十世纪，美国银行界一直存在着激进与保守两种经营思想的冲突与角斗。而我们很难将花旗同传统、保守的银行形象联系起来。在人们的心目中，Citibank这个词总是代表着大胆的创新和沉着的进击。在教科书或金融历史读物中，只要出现了“金融创新"的字眼，在后面的段落中必定会频频出现花旗银行的字号。

　　有历史才会有文化

　　有历史才会有文化，如果要追溯花旗以“沉着而进击”为特征的文化的起源，恐怕还是要回归到花旗的历史。成立于1812年的花旗银行在最初的25年里，其作用只相当于银行董事们的财务部门，或者说是他们的私人银行，这些董事们在贸易领域的失利常常给银行带来破产的威胁。生存尚且不保，文化也无从谈起。

　　真正对花旗的文化起到奠定作用的是在1856年成为花旗银行总裁的摩西.泰勒（Moses Taylor）。受人尊敬的糖商泰勒先生在1837年的经济恐慌中入股花旗银行。那时，美国联邦政府刚刚成立，未能采取措施对全国的银行和货币进行控制，国家经济处于非常脆弱的境况，经济恐慌时有发生。泰勒依靠着在每次金融恐慌中的冒险投机，迅速提升了花旗的实力和声誉。主动出击，沉着应战成了花旗的成功基石，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花旗的文化雏形。

　　而将文化坚持下来并发扬光大的是在1891年成为花旗银行总裁的著名投资商詹姆斯.斯蒂尔曼（James Stillman）。他在金融投机上走得更远，为了更稳健地前行，他给花旗增加两大靠山，即和金融寡头联盟，以及将统一战线缔结到了政府机构。他将美国商业巨子，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的威廉.洛克菲勒（William Rockfeller）拉进董事会，并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洛克菲勒的两个儿子。靠着和标准石油的紧密联盟，花旗在1893年爆发的又一场经济恐慌中进一步增强实力和影响，并和他们所控股的金融公司形成了“金融托拉斯”。1893年的经济恐慌后，斯蒂尔曼积极支持政府主张的“金本位”政策，并成为克里夫兰总统(President Cleveland)的经济顾问。到了1897年，花旗银行成为美国财政基金存储和拨发的主要渠道，并和麦金利(McKinley)政府的财政部长莱曼.盖奇（Lyman Gage）结下了深厚友谊。经盖奇引荐，斯蒂尔曼结识了盖奇年轻而有才华的助理范德利浦（Vanderlip），后者依靠在1897年成功地发行2亿美元的政府债劵以资助对西班牙的战争而声名雀起。在麦金利总统任期结束后，斯蒂尔曼如愿以偿地聘请到范德利浦做花旗银行的副总裁。不过，尽管老斯蒂尔曼是个雄心勃勃的人，在公众面前，他却谨奉“沉默”的原则。

　　范德利浦是那个时代杰出的国际主义者之一。在加入花旗银行之前，他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游历欧洲，拜访那里的银行家和财务部官员。通过这次游历，他更加坚定地认为，美国将在全球经济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进入花旗后，范德利浦积极开拓海外业务。并且由于他的努力，1914年的《联邦储备法案》得以实施，取消了国立银行不能从事海外业务的禁令，给花旗的海外拓展扫除了制度障碍。久已垂涎于国际银行公司(International Banking Corporation, 在华花旗银行的前身)在远东的实力，他乘着1915年IBC总裁哈伯德（Thomas Hubbard）去世，股东甩卖股权之机大量购入IBC的股份，取得这家在英国、巴拿马及亚洲等地拥有16家分行的银行的控制权，并在1919年购得的剩余股份。在给远在巴黎处于退休状态的斯蒂尔曼的信中，他写道：“我们正走在一条之前我们未曾梦想过的发展之路上。收购了IBC之后，我们将会比世界上任何一家银行拥有更多的分行和更广的覆盖。我能看到我们将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在美国之外的任何一个重要城市拥有一家井然有序的分行的可能性有多大！”确切的说，范德利浦是花旗全球化经营理念的缔定者，他高调地将花旗推到了美国人的面前，并且把花旗引领到了世界的中心舞台。不仅如此，作为曾经的新闻记者、总统的主力撰稿人，他真正依靠了美国舆论的力量和对于政策制定的积极参与，推动了美国的金融发展，引领了美国的金融潮流，使得整个美国银行业唯花旗马首是瞻。

　　尽管老斯蒂尔曼有好几个儿子，他还是将总裁的位子给了范德利浦。即便在1918年他去世前夕，在和范德利浦交恶之后，他留给儿子杰米的遗言也是，“永远不要接受银行总裁职务”（不幸的是，老斯蒂尔曼的这一遗愿并没能实现）。老斯蒂尔曼的这一举动，开创了花旗“任人唯贤”的作风。范德利浦则进而将不惜一切代价培养才华出众的年轻人变成花旗的传统。在范德利浦的任期内，花旗银行快速拓展海外业务，然而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缺乏能力很强又熟悉海外市场的银行家去管理日益增多的国际分支机构。范德利浦一直在其他银行中物色人选，在新兴的“长期处于欧洲影响之下”的海外市场，花旗作为一个新来者，起初“雇佣了欧洲人和欧洲人竞争”。但是范德利浦一直未能找到足够多的合适人才去完成他的宏图大略。他意识到如果要更稳健地经营，必须培养自己的人才。1915年，花旗银行成了纽约第一家自己设置雇员培训班的银行。范德利浦把他那些从名牌大学招聘来的“金融家学员”培训班，称为第二个“西点军校”。由于海外业务迅速增长，所需的海外经营人才数量急剧攀升，早在1920年左右，花旗就倡导了“本土化”经营战略，开始在海外，如亚洲的菲律宾，开设了培训学校，提升本地员工，使得本地人能够承担银行要职。花旗不仅引领了金融理念的创新，而且引领了用人理念的创新。这些花旗培养出来的富有才华的年轻人，落地生花，结合当地的市场需求，开发出很多新的金融工具和产品。

　　不过，一次次的尝到甜头让花旗在冒险的路上走得很远，它错误地以为只要有优秀的人才，有合适的产品，有领先的管理，所有的商业理想都可以实现，成功的迅猛而来让它失去了曾经保持的沉着。范德利浦的梦想之一是在俄国建立一个分行。1917年1月，这个梦想终于成真，花旗在彼得格勒设立了第一家俄国分行。两个月后爆发了俄国革命，同年末，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该分行的所有存款和银行资产全部被收归国有，损失达3300万美元，相当于当时银行全部资本金的40％。将父亲的遗言置之脑后的杰米.斯蒂尔曼迫使范德利浦辞职，自己当上了总裁。然而正如他父亲所料，小斯蒂尔曼的确不具备管理一个国际大银行的才能。在古巴银行业迅速膨胀之际，他受到古巴糖价不断高升的引诱，冒冒失失地在食糖上投下巨额资本。1921年，当食糖泡沫崩溃后，花旗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几乎一夜之间丧失了全部资本金的80％。花旗的处境雪上加霜，几乎濒临关闭所有海外分行的边缘。在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花旗都找不到自己人格化的代表，渐渐沦为一个庞大而缺乏生气的机构。

　　“沉着而进击”的文化渐入佳境

　　重新将花旗带回全球金融竞技场冠军领奖台的是在1967年执掌花旗的、具有“冲击型经营理念”的金融思想领袖沃尔特.瑞斯顿(Walter Wriston)。这个20世纪美国银行三杰之一的银行家，大胆进行金融创新和海外投资。他在担任海外部总裁之后，利用了二战后欧洲重建和美国政治军事力量向全世界渗透的机会，向欧洲美元市场、环太平洋新兴工业国市场和拉丁美洲市场大举扩张，奠定了花旗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在他担任花旗银行总裁后，他推动了花旗从关系型银行向服务型银行的转变。不仅如此，他还领导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兴起的金融创新运动，钻法律空子，实现业务多元化和银行跨州扩张，向僵化保守的美国银行法规的管理当局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冲击。在他执政的17年里，花旗“沉着而进击”的独特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业界开始跟从、学习和模仿。

　　而正是美国银行业盲目地跟在了花旗的身后，“放弃了思考权利”，造成了所谓的合成谬误，引发了爆发在瑞斯顿的继任者约翰.里德（John Reed）任期内的一场席卷美国银行业的重大危机：拉美债务危机。发放给第三国家的几十亿美元的贷款由于政权变动而收不回来。银行纷纷倒闭，花旗尽管也元气大伤，不过它还有早年的获利聊以自慰，作为先行者，它曾经吃到过甜蜜的苹果。

　　怀疑和重归

　　花旗陷入被公众质疑的漩涡。而花旗的文化随着瑞斯顿的退休而出现了历史性的倒退，没有人再能承担起思想领袖的重担，花旗开始怀疑自己“敢为天下先”的理念，摇摆不定。迷失在对自己文化的质疑中，错误就像倒塌的多米诺骨牌袭来，业绩下滑似乎有失去控制的势头。1991年第三季度，花旗银行不得不公布了38.85亿美元的亏损。花旗自1812年就没有停止过向股东派发红利，也终于在这一年被迫取消了。花旗大不如昔。

　　重新将花旗推向全球第一金融服务机构宝座的是一个来自花旗外面的爱好打破传统的前旅行者集团总裁、华尔街的“成本杀手”桑迪.韦尔，他非常具有想象力在1998年地促成了旅行者集团和花旗银行的“世纪联姻”，打破了美国金融史上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的法律框架，直接催生了世界第一的金融巨人――花旗集团。一年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批准这次合并，并取消了实行了60多年的限制银证混业的国家法规。花旗的文化终于再一次找到思想领袖，沉着而进击的理念归位，花旗又开始重新领导金融潮流。

　　有人说，花旗就像是个淘气任性的小男孩，不断设法打破常规，试试父母的耐性。的确，父母有时因为他的创新而放宽了管制；有时，他玩过了火，父母则给了他严厉的警告或者惩罚。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美国银行业各项管理法规的解禁和放松，其源头就是由花旗领衔的源源不断的和花样百出的金融工具创新。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偶或，花旗也会爆出操纵市场的丑闻，饱受非议。不过在遭受公众评议之时，花旗倒是一直忠实于股东，从没有欺诈过股东的丑闻。即便是著名的1933年的公开听证会长达一年的主角人物，小斯蒂尔曼的继任者查理.米歇尔(Charles Michelle)，也没有像大通银行的董事长、“华尔街最受欢迎的银行家”阿尔伯特.威金那样在大跌价来临之前卖空了自己银行的股票从而大捞一笔。米歇尔在大跌价临近的日子里，增持了花旗银行的股份，使得他成为了那次股市暴跌的最大输家。尽管他本人在那一年被迫不光彩地退出，但是他并没有给花旗的名声带来耻辱。他后来还在华尔街任职，努力工作还债补税。

　　有过荣耀有过屈辱，有过平庸有过领先，花旗已经走过了近两百年，在这不平坦的过程中，花旗的文化经历了坚持和怀疑，继承和摒弃，于多次的反反复复中增强了自我调适能力。外人感叹花旗旺盛的生命力，追根溯源，大概也正是花旗竭尽全力维持不停止向股东派发红利的传统，导致了它永不疲倦地追求创新。如花旗集团董事会主席桑迪.韦尔所言：“在金融服务领域，我们永不停止学习。每年都带来新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又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创新。”

　　2005年刚过，就在人们还沉浸在对6年前的旅行者集团和花旗银行“世纪大合并”的回味中，并寻找机会跃跃欲试时，花旗集团出其不意地宣布将出售旅行者人寿和养老保险，以及其他保险业务给美国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当年的那场创世界之最的“终极并购”，至此又涂抹了一笔浓厚的理性色彩，给这个世界重新树立了一个“沉着而进击”的样板。（刘更芳）

来源：当代金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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