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背面_三星的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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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有句名言：危机总是在你自认为第一的时候降临。对于三星数月来大起大落的遭遇，此话作为注脚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三星和索尼是死对头，这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1985年，曾经在三星集团担任数字多媒体网络事业部CEO兼社长的陈大济离开IBM加盟三星时，就撂下了一句狠话——我一定要打败日本。20年过去了，官至韩国信息产业部部长的陈大济终于如愿以偿。2005年7月，《商业周刊》公布了由国际品牌咨询公司评选的“全球最具价值品牌100强”，三星首次超过索尼，排在了第20位，被《商业周刊》称作是“大赢家”，与跌落至第28位的“大输家”索尼的境遇形成强烈的对比。 　　
　　
　　然而，被神话的光环包围着的三星几乎还来不及自我陶醉，危机就接踵而来：
　　
　　 7月22日，三星卷入政治献金的丑闻；
　　 　　
　　10月5日，法院就三星两位高管协助李健熙向其子李在钅客非法转移财产的案件作出了判决；
　　　　
　　10月13日，三星电子公司承认曾联合其它公司非法操纵内存价格的指控，并愿意支付3亿美元的巨额罚款。
　　 　　
　　对投资者和消费者来说，这些危机是有益的，因为它们正是三星羞于示人的背面，而三星的正面只有与背面相加才能还原出一个接近真实的三星。对三星和三星人来说，这些危机同样是有益的，因为它们将财阀模式的诸多弊端暴露无余，也将改革的必要摆到了决策者的面前。
　　
　　 追赶新太阳
　　 　　
　　在韩国，每次大选过后，当选者几乎都会对帮助过自己竞选的幕僚论功行赏，因此，韩国社会总是不乏向候选者提供非法资金的人，韩国媒体讽刺他们是“追赶新太阳的人”。
　　
　　三星“追赶新太阳”丑行的败露源于几盒年代久远的录音带。
　　
　　韩国前总统金泳三执政期间，国家安全企划部（国家情报院的前身）曾建立特殊组织——米林组，该小组在重量级政治人物和商界人物经常光顾的酒店和餐厅安装窃听器监听并录音，非法窃听一直持续到2002年3月。米林组录制的部分录音带辗转落入韩国MBC电视台一位记者的手中，2005年7月22日，在对录音带进行技术处理后，MBC电视台最大限度地公开了录音带的内容。这当中，最敏感的莫过于韩国驻美大使洪锡炫和三星集团副会长李鹤洙在1997年总统大选前几个月的谈话录音，当时，他们密谋由三星公司向当选呼声颇高的大国家党总裁李会昌提供30亿韩元的非法资金。时任《中央日报》会长的洪锡炫还是三星会长李健熙的内弟，早年曾担任三星康宁公司的执行总裁，丑闻的揭露直接导致了他的辞职。
　　 　　
　　7月25日，三星集团就引发“社会动乱”正式向国民提出道歉，但它拒不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三星集团的高管甚至指出，独立的调查显示韩国舆论还是支持三星的，集团的销售也没有因为该事件受到任何冲击。
　　 　　
　　在全球最腐败国家之一的韩国，贿选确实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了。韩国的法律虽然允许捐献政治资金，但同时明确了个人捐献不得超过1亿韩元、法人捐献不得超过5亿韩元的规定，然而，合法募集到的钱往往满足不了政党组织选举的需要，于是，政党把手伸向了企业。三星、现代、SK、LG，几乎每个大财阀都跟主要政党有过秘密的金钱交易，对它们来说，这就相当于“买保险”，确保不管谁上台企业利益都能得到保护。2000年，韩国议会选举时，现代集团就曾向执政的民主党提供200亿韩元的资金，此后，集团仅从政府获得的直接和间接的金融支援就高达33万亿韩元。
　　 　　
　　对于利用政治机器，三星可谓是驾轻就熟。2005年8月，韩国某激进团体公布了一份特殊的名单，内容是曾经或正在三星集团任职的著名人士，韩国财政经济部的高官、前财政部长甚至于前总理都出现在了这份名单上。分析人士认为，这无疑增加了三星对韩国的公共机构——法院、高校甚至于韩国总统府青瓦台的控制力。
　　 　　
　　三星一位前雇员说，她所熟悉的三星比政府感觉更优越，“我们觉得，如果让我们来管理国家，韩国将比现在更好。”在《韩国经济新闻》首席记者金正熙撰写的企业史《三星攻略》中，你也可以感受到三星这种张牙舞爪的控制力，有一段记载很能说明问题：“当天（1996年12月的某天），当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容光焕发地与经济副总理丁氵哉锡踏入会场时，庆功会开始了。三星电子副会长金光浩向与会客人介绍了开发过程后，丁副总理走上讲台准备致祝辞，这位身材矮小的丁副总理调整好身高一米八的金副会长使用的麦克风后，开了一句玩笑：‘麦克风的高度好像刚好反映了三星与政府之间地位的对比！’在场很多人都被这句玩笑逗乐了……对掌管经济政策大权的丁副总理这句玩笑所暗示的‘三星电子的地位甚至略高于政府’之意，与会者颇有同感。”
　　 　　
　　2004年5月，卢武铉总统赦免了曾在2002年总统大选中提供非法资金的三星副会长李学昭。“在三星总部的大门前，连法律都停下了脚步。”高丽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一位教授评论说。总统的新闻发言人否认三星等大财阀对青瓦台具有不正当的影响，她解释说，总统之所以赦免李学昭等人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是“过去那个时代”的一部分。
　　 　　
　　“三星的发展已经失去了控制，”在汉城大学教授经济学的反三星运动激进分子金相朝教授说，“它不仅集中了经济力量而且集中了政治和社会力量，这将使韩国社会的民主出现倒退。”
　　 　　
　　财富的灰色传承
　　 　　
　　1993年，李健熙曾经领着各个分公司的社长到美国考察，他们去了很多百货商店和电子卖场，亲眼看到三星的产品被放在不起眼的角落，上面落满了灰尘。
　　 　　
　　而现在，三星是韩国拉动出口的主要力量。2004年，三星集团的出口额是527亿美元，相当于整个韩国出口额2538亿美元的20.8%。
　　 　　
　　在韩国国内，三星的影响更是无处不在。一个普通的韩国家庭很可能住着三星的复合式公寓，烧着三星的电炉，敲着三星的电脑，刷着三星的信用卡，打着三星的手机（每两个韩国人就有一个使用三星手机）。出差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入住三星的酒店；生病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去三星的医院；周末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买票看三星职业棒球队的比赛，或者，去韩国最大的游乐园——三星爱宝乐园玩，万一遭遇什么不测，他们还可以从三星的保险公司得到赔偿。
　　 　　
　　事实上，很少有哪家企业像三星那样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国家。三星集团旗下有64家关联企业，雇佣了将近15万名员工。2003年末，它的资产是191兆韩元，相当于当年政府财政预算111.5兆韩元的两倍。2004年，三星的营业额大约是135.5兆韩元，相当于整个韩国国内生产总值（GDP）778.4兆韩元的17.4%。
　　 　　
　　今年，这个集团的灵魂人物李健熙63岁了，因为肺癌，此刻他正躺在美国的某家医院接受术后治疗。李健熙曾经说过，65岁的时候，他肯定会从三星退隐出来。人们无法不关切的一个问题是：谁会接过那承重的权柄？
　　 　　
　　37岁的李在钅客是李健熙唯一的儿子，现在是三星电子的执行副总裁。2005年4月，李健熙宣布放弃在三星爱宝乐园等8家子公司的董事职位，关于李健熙在为儿子继位铺路的臆测就甚嚣尘上。
　　 　　
　　当然，财产与经营权的世袭继承未必就意味着落后和低效，三星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就得归功于家族第二代接班人李健熙的二次创业，但是，倘若传承的过程暗藏不能见光的内幕交易，那就得另当别论了——
　　 　　
　　10月5日，汉城中心地区法院对三星爱宝乐园现任及前任CEO分别判处了2年和3年的监禁，缓期执行，他们的罪行是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向李在钅客出售可兑换债券。10月13日，检察官对李健熙的四个孩子尤其是李在钅客的银行账户进行了调查，为“集团资产非法转移至创始人家族”的指控搜集证据。 　　
　　
　　李健熙向李在钅客转移财富的过程错综复杂。首先，李健熙让李在钅客成为了三星爱宝乐园的最大股东。1996年，李健熙给了儿子61亿韩元，李在钅客交了16亿韩元的捐赠税后，用剩下的钱买了几家尚未上市的子公司的股票，等这些公司上市后，李在钅客再抛出股票，几年下来，他的资本获得了“滚雪球”式的增长。
　　
　　 接着，1996年12月，三星爱宝乐园发行了可兑换债券。尽管公司管理人员坚持说，发行债券是为了优化公司的财务结构，但法院认为，信用等级良好的爱宝乐园大可通过向金融机构贷款、发行公司债券或转让会员权利等办法来筹集资金，可它偏偏选择了发行可兑换债券的方式，动机非常可疑。李在钅客和他的姐姐以每股7700韩元的价格买下了三星爱宝乐园的可兑换债券，远低于游乐园的市值每股85000韩元，其他股东则放弃了购买债券的权利，这笔交易给三星爱宝乐园造成的损失大约是970亿韩元。此后，李在钅客和他的姐姐将债券兑换成三星爱宝乐园125万股股份，李在钅客控制了25.1%的股份，他的三个姐姐控制了另外25.1%的股份。
　　 　　
　　控制了三星爱宝乐园就相当于控制了整个三星，因为前者是集团64家关联公司事实上的控股公司。
　　 　　
　　在三星内部，交叉持股的现象非常严重。三星爱宝乐园持有三星人寿保险公司19.34%的股份，三星人寿保险公司则持有三星电子7.23%的股份以及三星股份有限公司5.05%的股份，三星电子控制了三星信用卡公司46.9%的股份，三星信用卡公司又控制了三星爱宝乐园25.64%的股份。“虽然李氏家族只拥有少数的股份，但他们通过这样的交叉控股控制了大量的关联公司，”金相朝教授说，“现在到了三星对它落后的管理体系进行改革的时候了。”
　　 　　
　　操纵价格的主谋
　　 　　
　　2005年5月2日，在高丽大学的再三请求下，李健熙决定出席该校的颁授学位典礼，接受名誉博士的学位。这原本该是庄重而荣耀的活动，没想到却演变成了一幕闹剧。大约100名学生自发地组织起来，他们谴责学校搞“金钱与学位的交易”，高喊着“李健熙不配拿学位”的口号，阻止李健熙进入典礼现场。突如其来的抗议活动让高丽大学措手不及，校方不得不临时改变活动地点，最后，为了躲避迟迟不肯解散的抗议者，李健熙一行只好从后门离开了学校。
　　 　　
　　事实上，韩国社会反三星的情绪由来已久，此前，李健熙和三星就是韩国反财阀民间团体PSPD攻击的主要目标，这个组织先后对三星提出过15次诉讼，在其中一些重大的案子中还打败了三星。现在，随着政治献金和内幕交易的丑闻浮出水面，反三星的情绪愈演愈烈，10月13日，三星电子承认非法操纵内存价格后，这种情绪更是扩散到了美国。
　　 　　
　　三星电子是在旧金山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承认指控的，它还同意为此支付3亿美元的罚款，这是联邦政府金额第二高的反垄断罚款。此外，三星集团的7名员工还将面临刑事诉讼。
　　 　　
　　2002年4月，在一次行业会议上，戴尔公司董事长兼CEO迈克尔·戴尔抱怨芯片制造商从当时的价格上涨中捞到了不少好处，“一些DRAM制造商存在卡特尔式的垄断行为，”戴尔说，“它们既希望DRAM的价格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又希望DRAM的市场需求同步增长。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那之后不久，美国司法部便以反垄断为由开始了对芯片制造业的四大巨头——三星（韩）、美光（美）、海力士（韩）和英飞凌（德）的深入调查，这四家公司销售的DRAM占了全球DRAM市场份额的75%以上。戴尔公司新闻发言人拒绝透露公司迈克尔·戴尔是否跟美国司法部接触过，司法部也拒绝透露是什么引发了长达三年的调查。
　　 　　
　　调查的重点集中在2001年11月至2002年5月DRAM价格非同寻常的波动上。2001年，由于网络泡沫的破裂，全球芯片市场急剧收缩，芯片价格一度跌破了1美元，戏剧性的是，2002年5月，芯片的价格就回升到了4至4.5美元。
　　 　　
　　对这段历史，《三星攻略》一书中也有零星记载，但语焉不详，多少显得有些闪烁其辞。该书写道：“就半导体而言，三星主打产品DRAM虽然同样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光，虽然利润明显降低，但与大部分企业还在亏损中苦苦挣扎的境遇相比，三星取得的不俗成绩已经足以让任何一家同行公司眼红。”
　　
　　可是，这让“足以让任何一家同行公司眼红”的成绩是如何取得的呢？
　　 　　
　　公开证据里一封写于2001年11月的电子邮件可以说明一些问题，这封邮件是美光科技公司一位经理拉福德写给其他DRAM供应商的，他描述了英飞凌和三星抬高DDR价格的成果，建议双方就抬高DRAM的价格达成某种一致，并说美龙也准备提高对所有贴牌客户的价格。 “如果美光采取行动，所有的供货商就有了共识，它们会采取同样的行动。”他说。那之后，芯片价格果然出现大幅上涨。
　　 　　
　　三星、美光、海力士、英飞凌这些宿敌居然能联起手来，这件事本身就蔚为壮观，可以作为解释的原因只有一个——利润。DRAM的价格是PC类和半导体股票的重要驱动器，芯片价格上涨，半导体公司的股票价格也会随之上涨，例如，美光科技的股票就从2001年10月的12美元上升到了17.30美元，上升了将近40%，英飞凌的股票也超过了10美元，相当于它10月份低点的两倍。
　　 　　
　　分析人士认为，从零售的角度来看，这次阴谋的影响相对较小，平均给每台电脑增加了大约10美元的成本，但是，考虑到每年出售的电脑超过1亿台，这个增量就比较可观了。戴尔和苹果等公司皆把这部分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
　　 　　
　　面对美国司法部锲而不舍的追查，2004年9月，英飞凌公司认罪并同意支付1.6亿美元的罚款。2005年5月，海力士公司也承认了指控，它要交纳的罚款是1.85亿美元。美光公司是第一家主动提供证据的公司，很可能会免于受罚。迄今为止，美国司法部没有就罚款的数额做出解释，但一般情况下，反垄断的罚款是根据市场份额来确定的。根据美国研究公司Isuppli的数据，三星大约占据了31%的DRAM 市场，海力士是17%，美光是15%，英飞凌是14%。
　　 　　
　　黑幕的揭开很快就有了负面的影响，10月15日，美国苹果公司宣布，中止与三星合资建造闪存芯片生产线的谈判，38亿美元的大项目就这样胎死腹中。此外，此案还在美国引发了强烈的反三星情绪，无形损失不可估计。
　　
　　 对三星来说，2005年无疑是个考验：第一季度，利润下降52%；第二季度，下降46%；第三季度，下降30%，如何续写商业神话，这确实是个问题。
　　 　　
　　李健熙已经很多年没有接受过采访了，但在他的作品里，他批判过管理人员对公司弊病的漠视，“当某人觉得自己可以独自管理一家公司的时候，麻痹和腐化就滋长了，”他写道，“那时，公司就将没有未来了。”（金鑫）

来源：商界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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