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_企业社会责任觉醒 超越利润唯一目标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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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搬迁还是引咎辞职爆炸事故以来，吉林石化正在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这家企业正陷入在股东利益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保持平衡的泥潭。

　　企业在社会中发展，重视社会责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外界也不要对企业的自我道德约束抱有幻想。”迈迪品牌管理咨询公司合伙人禹剑尖锐地指出，对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来说，要想让他们真正担负起社会责任，“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之形成法律条文，用政府的法律法制进行强制性约束”。

　　呼唤企业的社会责任

　　在美国影片《绝不妥协》中，由朱莉娅·罗伯茨饰演的单身母亲埃琳偶然地发现了一些十分可疑的医药单据，在朋友的支持下，埃琳发现当地社区内隐藏着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居民们逐渐被埃琳打动，团结起来对抗污染。在各方的帮助下，终于得到了赔偿，并创造了美国历史上同类民事案件的赔偿金额之最。而哈尔滨市民丁宁也做了回中国的“埃琳”。11月24日，他向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状告吉林石化：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购买纯净水款15元，并保留进一步追偿权利；由被告向原告登报赔礼道歉。越来越多的公民开始重视企业给社会带来的影响。“谁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改变，谁就要为此负责。我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行使公民的权利，为侵权者敲响警钟，避免类似的问题再次发生。”丁宁说。

　　“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的贡献。”利乐中国企业传播总监杨斌说，作为全球食品加工和包装领域的领先企业，利乐一直强调着企业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对环境的保护。

　　一组数据能够表明企业在环保方面的责任：上世纪80年代，学欧美传统的发展模式，用资源高消耗和生活高消费来刺激经济高速增长，这一模式追求资本生产率与利润最大化而忽视资源利用率与环境损失。

　　25年后，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同时成为世界上自然资产损耗最严重的国家。在我国，45种主要矿产15年后将剩下6种，5年以后60%以上的石油依赖进口，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印度的2.8倍，单位GDP污染排放量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十几倍。中国在人均GDP400～1000美元时，出现了发达国家人均GDP3000～10000美元期间出现的严重污染。

　　防患于未然

　　2003年12月23日，中石油重庆开县井喷事故造成了243人中毒身亡，时任中石油总经理的马富才因此引咎辞职。

　　“企业在承担后果和责任的机制上，国内已经慢慢和国外靠齐。”迈迪品牌管理咨询公司合伙人禹剑表示，“但是在如何预防方面，却有着很大的差距。”

　　张鲲赞同他的观点，“最重要的是如何进行安全生产管理，而非出了事情后该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重视社会责任，但尚且缺乏成体系的管理措施。”

　　已有100多年历史的PPG工业集团，是全球第一的交通工具用漆制造商和特种化学品制造商。身为中国区EHS经理的张鲲在涉及安全和环保方面身有体会，“对化学品公司来说，环保方面的社会责任很可能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在他看来，如果不重视降低对环境的污染以及员工的安全管理，出了事故，无疑是对企业形象的巨大打击。

　　“除却社会责任方面，仅从经济角度考虑，一次事故就意味着原材料的损失，造成产品的产出率低下。这和企业追求利润的目的背道而驰。”张鲲给记者分析，“安全管理并不是简单的事务，发生事故后，后续的善后工作所花费的成本可能更高。”他说，“避免这些支出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安全管理体系融入到企业管理体系中。”

　　杨斌认为初始的高投入是“企业可持续发展和今后降低运营成本的需要”，“比如我们的包装系统，可能在价格上略高。但利乐的加工和包装系统所节约的资源超过了其他方面的成本。”

　　“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并不矛盾，在承担社会责任时，能够体现经济效益，则是最好的统一。”杨斌说。

　　杭州富伦造纸厂就是在利乐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回收再生厂。富伦由于采用了利乐包装中的优质原浆，纸厂的产品质量上了一个台阶，经济效益获得提高，而分离出来的铝塑粒子又为纸厂开拓了一个新的利益增长点。“往往我们提供的包装并不能满足富伦的生产要求，所以富伦会在市场上去回收，这样也能够带动消费者的环保意识。这种良性循环，也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杨斌表示。

　　法律，唯一的准绳？

　　毫无疑问，企业要在节约能源，进行安全生产方面有所作为，需要大量的投入。“企业仅具有一种社会责任———在法律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利用它的资源从事旨在于增加它的利润的活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表述的传统经济理论，虽然正受到越来越多持“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人士质疑。但企业追求利润的本性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在禹剑看来，企业自身是没有任何动力主动进行这种预防的。由于需要成本的大量投入，“外界也不要对企业的自我道德约束抱有幻想”。他尖锐地指出，像上述的两家企业是早已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安全环保管理体系，但多数企业并不会主动这样做。在他看来，对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来说，要想让他们真正担负起社会责任，“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之形成法律条文，用政府的法律法制进行强制性约束”。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兴起声势浩大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商业惯例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容。在国际上，是否履行社会责任正成为企业能否进入全球市场的关键。中国环境方面的国际履约压力十分沉重。我们每日耗水量世界第一，污水排放量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中国签署了一系列国际环境公约。目前能源工业尤其是电力工业的发展速度太快，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猛增。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开始向我国大批转移钢铁等重污染工业，我们引进的项目虽然比从前有进步，但在资源利用与环境污染方面，比起不断提高的国际标准，差距反倒越拉越大。如果我们不立即调整产业结构、实施跨越式绿色发展，只从第三个履约期开始减排，那就将付出天文数字的代价。“更为完善的法律的出台，不仅是企业发展的要求，也是整个国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禹剑说，“虽然近年关于安全生产和环保的法律和法规相继出台，但尚不够完善。”

　　环保工厂——未来的方向

　　如何建立无污染工厂？韩国POSCO(浦项钢铁)或许能够给很多容易造成污染的工业企业带来启示。拥有2万名员工的POSCO年产3000万吨钢铁，一度被称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钢铁公司”和“世界上最受尊敬的钢铁公司”。2004年，POSCO销售额为171亿美元，纯利高达33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利润率最高的钢铁公司。从1968年仅有4.5万人的小企业开始，POSCO就极其强调环境问题，希望建设一个清洁的工厂，认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生产完美的产品。POSCO创建工厂的同时，创建了与之配套的住宅和浦项工业大学，并把设备投资的9%投资于环保领域，目的就是把黑色产业变为绿色产业，并且宣称把POSCO建成一个公园型的钢铁公司。

　　而中国的某些钢铁公司目前仍然是与黑色相联，甚至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目前，POSCO公司所有的污染排放标准低于欧洲标准。杨斌说，“但是，如果中国钢铁业也达到了像POSCO那样5亿吨规模，中国市场将无法承载这种模式，世界也无法承载。”

　　“企业应该把保护环境和安全的观念放在战略的高度，态度决定一切，环境安全管理体系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应该是融合在企业的各个业务部门中。”杨斌说。

　　张鲲对PPG的安全管理体系较为自豪，“环境、健康和安全程序已融合于PPG公司的各个战略业务部门的管理体系中。”

　　在环境上，PPG以防范危害公众健康和环境，节约能源、水和原材料的理念设计、建造和运营工厂，将污染预防同为周围社区作出积极贡献结合起来。在产品安全上，PPG确保以安全与环保的方式开发、生产、发送、使用和处置公司的产品，并协助客户安全地操作使用公司产品。支持所有的员工参加所在地区的环境、健康与安全管理活动。

　　“目前，对易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来说，实施配套的安全生产管理流程很重要，但很多企业依然没有真正觉醒。如果采用强制的法律措施，会加速这一进程。”禹剑再次强调了政府的作用。

来源：慧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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