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德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儒家德治思想缺陷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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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德治思路，体系完备，内容丰富，具有民主主义色彩，在维护中华民族的稳定统一，求治求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其优秀成分在现在和将来仍将继续发挥作用。但儒家的德治思想也有重大的缺陷，它停留在民本主义的阶段，不能做到以人为本，因而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动乱，不能避免王朝的衰亡。

　　在我国历代各种治国思路中，德治思想提出最早，论述最多，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德治思想是儒家学派的最基本的主张，也可看成儒家学派的代名词。

　　儒家思想的主题：强调道德教化，修身为本，以德治国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德字在先秦的《尚书·尧典》中即已出现。原文讲：“曰若稽古，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俊德”即美德。能把高尚美好的品德发扬光大，就能使九族以内的人亲密团结，百姓安乐，万国友好，社会就会变得和善。在这里，明德的功能是使社会和谐。自此以后，“德”就成为重要的政治与伦理概念。儒家之所以将夏商周三代之治作为后世效法的王道典范，颂扬备至，就因为三代是“至德之世”。

　　自西周初期周公（旦）提出“敬德保民”的治国思路，中华民族便逐渐形成了重德治教化的传统。殷朝灭亡后，周初统治者在深刻总结其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明德慎罚”、“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开德治之先河。

　　提出德治思想体系、影响最大的是儒家鼻祖孔子。他有几句名言，可视为德治思想的圭臬。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总之，在孔子看来，强力和刑罚是对人力的征服，德则是对人心的征服。从长远来看道德比行政和法律的手段更为管用。用法制禁令来治理民众，用刑罚迫使他们就范，民众虽然因害怕惩处而可以避免犯罪，但不知犯罪是耻辱；一旦法制禁令存在漏洞，或者刑罚有所松弛，民众还是会作奸犯科的。如果用道德指导教化他们，用礼仪来约束规范他们，民众就会明白犯罪是行恶，而自觉地纠正行为，这样就不会轻易犯罪了。靠行政和刑罚来治理，是消极的办法；推行道德教化，强调修身为本，提高民众素质，则是积极的办法。前者是对人们不良行为的治理，后者则是对人们不良心理的治理，是思想上的引导。从孔子始，强调道德教化，修身为本，以德治国，成为儒家思想的主题，一代代地延续、发展下来。

　　儒家的德治思路，体系完备，内容丰富，具有民本主义色彩，在维护中华民族的稳定统一，求治求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功不可没，其优秀成分在现在和将来仍将继续发挥作用。但在笔者看来，儒家及其德治学说有几个重大缺陷，或者说重大弊端，致使中华民族在近几百年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拖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后腿。

　　儒家德治思想的严重缺陷

　　儒家学说自孔子开始，就鼓吹“学而优则仕”，宣扬“读书做官论”。把做官的好处说得很美妙，把务农做工的劣势说得很糟糕。即：“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孔子还批评、嘲笑樊迟学稼是“小人”之志，不屑一顾。孟子进一步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中国官本位的思想很突出、很普遍，查其源头，就在孔孟的经典里。中国旧官场很讲究级别，官大一级压死人，讲品第，看官衔，论级别，搞了几千年，形成了官本位。这种官本位的思想残余到现在还在广泛地影响着国人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分配方式和价值取向。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开始实行授衔评级时，毛泽东鉴于授衔评级带来的矛盾，曾经诙谐地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由此可见，级别对人生影响之大，人们对级别看得是多么重。

　　宣扬“治国、平天下”，只引导人们做政治家，不引导人们做实干家。目标既高又大，流于空疏。不提倡当公仆，不提倡岗位成才，不强调敬业，误导学子几千年。《大学》先讲“修身、齐家”，然后讲“治国、平天下”，并把“治国、平天下”作为学子的理想目标。这就不仅是提倡做官，而且是提倡做大官。因为“治国、平天下”是皇帝宰相的事，是文臣武将的事。“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固然很动听，很诱惑人，但是，几人能走到这样的职位上？绝大多数文人学子，只能干普通工作，能当个七品芝麻官就不错了，少数人能达到中级官吏，极少数人才能当上高级官吏。虽然“布衣卿相”不乏其人，毕竟岗位有限，即使在和平年代，通过九品中正制、科举之路上去的，也并不多见。如果正常的荐举、科举之路达不到“治国、平天下”的职位，那就只有走起义造反之路，做“开国元勋”，由社会底层升至权力金字塔的尖端。每次农民起义中，有那么多的文人参加，与此思想灌输当不无关系。人生能有几回搏，成则王侯败则寇。有幸进入官场以后，为了谋求更高的级别，赢得更大的权力，在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影响，为了“治国、平天下”的宏伟目标，除了公开正当的竞争以外，还有背后非正当的竞争。在背后非正当的竞争中，各种阴谋诡计都可能使得出来，各种排挤倾轧都可能干得出来，告密陷害有之，借刀杀人有之，雇凶杀人亦有之，甚至骨肉相残，也在所不惜。把人民群众作为自己的垫脚石，信奉“一将功成万骨枯”。隋炀帝可以逼隋文帝退位，雍正皇帝可以将诸兄弟杀得七零八落。李世民虽然是一代英主，但上台掌权仍是通过杀掉亲兄弟、逼父皇退位的方式实现的。至于宫中才女武媚娘武则天，为了爬上去，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竟不惜亲手掐死自己的女儿，借以嫁祸陷害皇后，以便取而代之。从最高权力到基层权力，层层都充满了争斗。整个封建官场弥漫着腥风血雨，充满着刀光剑影。以至南唐李后主，从小就畏惧权力争斗，想躲避政坛，但他处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想不当皇帝也不行，“做个才子真绝代，可怜薄命做君王”。因无心治国，治国无方，最后落得个国破身虏、以泪洗面的下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他的晚景写照。甲申年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北京后，革命尚未成功，大敌仍在眉睫，而牛金星、刘宗敏等人却忘乎所以，准备做开国将相，这是导致大顺政权功败垂成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为逼封九千岁，酿成“天京事变”，一场推翻清朝很有前途的农民大起义从此走向衰败。

　　把“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作为普遍目标来提倡，甚至说什么“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好像做“治国、平天下”的将相很容易。这种宣传的确鼓励了少数人真的成为国家栋梁，但是却毒害了大多数人。它造就了许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者，“舍我其谁”的自负者，造就了许多一屋尚不扫、侈谈扫天下的空谈家，造就了许多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经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老书虫，造就了许多以“窃书不为偷”、以知道“回”字有四种写法为有学问的孔乙己式的书呆子。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政治家多、实业家少；经学家多、科学家少的重要原因。不提倡做实事、大事，只提倡做官、做大官，使许多学子沉溺科名，不能自拔，尽管“头白可期，汗青无日”，仍然皓首穷经，“不到黄河心不死”，以致终生一事无成。也有不少士子，“才也纵横，泪也纵横”，但生不逢时，终日抑郁，赍志而没。如果儒家学说提倡公仆意识，而不是提倡当官做老爷；提倡“做大事”，而不是提倡“做大官”，那么，中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就可能是另外一种境界了！中国人的思维就可能是另外一种模式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也就可能是另外一部历史了！

　　儒家的德治思路偏执于人的道德修养，重自律、轻他律；重教育、轻监督；重人治、轻法治；忽略、轻视制度建设。儒家从“人性本善”出发，执着地追求“内圣外王”，总以为通过修身教化，通过经典学习，可以“致良知”，可以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可以做到“慎独”。认为君主和官吏的言行具有莫大的示范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相信通过德治学说熏陶教化出来的大丈夫，能够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能够杀身以成仁，“舍生而取义”，“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岳飞），更能做到先义后利，临财不苟得，临利不苟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认为通过“吾日三省吾身”，就能做到廉洁奉公。他们没有看到人性求利的本能，人性的多种先天弱点。这些本能和弱点，无数实践证明单靠道德是约束不了的，也是改变不了的。道德的力量是有限的。必须有对权力予以监督和制约，而且这种监督和制约又必须是双向的、平等的，才能防止好人变坏人，阻止坏人干坏事，避免官吏和政权走向腐败。由于几千年来一直未能走出这个误区，导致中国德治理论发达，而法治理论不足，政治文明进步缓慢，治乱兴衰周而复始，跳不出周期率，改变不了人治，直至近代，专制体制依然故我。

　　儒家的德治理论重政治、轻经济，过分强调义利之分，片面要求人们舍利取义，克制私欲，清心寡欲，省吃俭用，安贫乐道，逆来顺受，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殊不知没有经济发展、经济实力的稳定，是暂时的稳定，表面的稳定，甚至是虚假的稳定。义利之分是必要的，也是儒家理论的一大特色，但后来却走向极端，把民众正当的基本的生活需求也作为“私欲”来反对、来限制。宋明理学甚至把“私欲”与“天理”对立起来，要人们“存天理，灭人欲”；寡妇不可改嫁，说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简直到了“以理杀人”的地步。孔子把颜回作为安贫乐道的榜样予以夸奖：“一箪食，一飘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可惜颜回英年早逝，未见其有何作为，有何贡献。

　　儒家的德治思路有许多优点，但也有重大的缺陷，它停留在民本主义的阶段，不能做到以人为本，因而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动乱，不能避免王朝的衰亡。要想跳出“周期律”，必须以人为本，走民主与法制之路，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刘峰）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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