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炒鱿鱼了怎么办|两次被炒鱿鱼的经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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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结束后的那个周末，我彻底地放松了一天。先去自由女神岛游玩，在中国城吃了中饭，接着进了中城的一家电影院。坐在回家的地铁里，来美半年多的生活一幕幕地在脑海里浮现，最初两月手头的拮据及找房子跑手续的奔波，第一个月里完成的调研报告，老板限期5个月完成的研究课题，4门课程的作业考试，博士资格考试，这一切都过去了，想想不禁有了几分得意。  
　　  
　　这是我来美后的第一个暑假。最初一周，日子过得单纯安宁，每天清晨起来晨跑，吃完早饭去研究所，坐在自己的办公桌旁做课题一直到天黑才回家，晚饭后看一会电视或录像带。  
　　  
　　昨晚的长途电话打破了我心里的宁静。妻子在电话里说小孩又犯了肺炎，在校医院住院，她每天手忙脚乱。想想我一点都帮不上忙，心里干着急啊。一直想把他们接过来，可到如今，银行帐户里只有一千来块钱，想了办法找人借，也开不出6500美金的存款证明。我想来想去，决定去找第二份工作赚点钱。  
　　  
　　我买了份《纽约时报》周末版，从密密麻麻的广告里挑了些电话号码，提起电话一个一个地拨号，对方的回答几乎一样：不是委婉地拒绝就是要求工作许可。于是，我预约去了学校外国学生办公室，几分钟谈话后就灰溜溜地走了出来，想申请办张工卡的欲望，就像掉进火炉里的白纸，一下子成了灰烬。  
　　  
　　现在自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去打黑工！我漫步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上，边走边这样想着。在靠近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家零售店，我买了《世界日报》、《星岛日报》各一份，然后快步流星地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回到了宿舍。  
　　  
　　看完招工广告后，头脑里第一个反应就是去餐馆做招待。那晚，我打了十几个电话，一无所获，哪家餐馆都不要我。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琢磨失败的原因，总结了两点。一是自己不该老老实实承认没有干过这份工，何不说有点工作经验呢？二是要求不要太高，招待的工作找不到，找份送外卖工也行嘛。  
　　  
　　次日晚上，我又独自待在宿舍里，一个一个地拨号，想找份外卖工。  
　　  
　　“有没有做过啊？”电话里传来老板的问话。这已经是我今晚打出去的第五个电话了。  
　　  
　　“有，做过一年多。”我镇静地回答。  
　　  
　　对方接着问在哪里做过，来美国多久了，等等，我胡乱地编了些故事。  
　　  
　　“明天来试工吧，上午10点。”老板的话音刚落，我兴奋地把电话一搁，跳了起来。哈哈，成功了！  
　　  
　　这家餐馆坐落在四十六街和十一大道附近，是10天前新开张的。老板自称姓林，福建人，矮矮的个子，脸色黑黑的。那天上午一见面，他就脸色一沉，说话的口吻略带训斥：“你来送外卖，怎么不骑单车来？”我一怔，答话说：“我以为你这店里有单车呢。”“我这里哪有？送外卖的没有单车？一看你这人就没有干过这活。去去去，骑部单车来，要不然你就回家算了。”  
　　  
　　我赶紧转身出店，在街上问一行人附近哪里有自行车商店。那位中年妇女倒真热情，陪我走了几个街区，引导我找到一自行车专卖店。这家店门面不大，里面摆满了各种式样的崭新的自行车，有的车标价到700百多元。  
　　  
　　店里的销售员非常热情地给我介绍各种名牌车，我说只想买部最便宜的车。“这车只有105元，看，多棒的车！”他说着，指着架子上一辆五档跑车（商标已记不清了）。这车横梁结实，式样美，天蓝色的漆水亮铮铮的，手提起来居然很轻，骑骑感觉轻巧舒适，比自己国内的那辆“永久”牌车好多了。销售员在滔滔不绝地介绍车的性能，还说我很幸运，今天这车正好是促销，昨天还标价150呢。其实不用他多说，我已经喜欢上了这辆车。想想这价钱够贵的，我一个月的伙食费也就是八九十元啊。可是今天不买这车，那送外卖工也做不成了。想到此，我心一横，从兜里掏出信用卡给了他。  
　　  
　　这家 餐馆里有5名“雇员”：老板夫妻俩、厨师、小刘和我。小刘是个漂亮的中国女孩，乌黑的头发撒落在肩上，笑起来脸蛋上一对酒窝很美。今天她也是第一次来上班，身兼接电话和招待两职。  
　　  
　　餐馆里冷冷清清，偶尔有三两个顾客光临。到中午时分我没有出外送过一起外卖，只是被老板安排不停地干些洗碗、搞卫生、抬东西之类的杂活。老板娘显得烦躁不安，不时对我和小刘发脾气。这生意这么差，谁也高兴不起来。  
　　  
　　到了下午两点多，老板叫我和小刘一起去街上发单。我俩各自拿着厚厚一叠餐馆菜单，往时代广场方向走去，边走边向过路行人散发菜单。到了广场，我俩分别站在大街两侧路口的行人道上，手里举着菜单，向过路行人示意。  
　　  
　　广场四周耸立着的一排排高楼像层层叠叠的山，中央巨大的电视银幕一闪闪地播着广告画面，行人如海，一波波地从我面前匆匆而过。大多数人健步如飞，对我手头的菜单不屑一顾。我站在那里，感到很不自在，苦涩像潮水般在心头涌动。在这片楼山人海的汪洋中，自己显得多么渺小！  
　　  
　　熬了约四五十分钟，我手头的菜单也就是减少了几十张。看看小刘，还站在街对面发单，她手头剩下的菜单比我少多了，看来她的漂亮脸蛋有助推销。我不想呆下去了，估计到天黑时手中还会有菜单。于是，我横过街道，对小刘说，“走吧，别再卖力了。”“我正不想干了呢。这活也够丢人的。咱们这些菜单可怎么处理呀，带回去老板看见了会骂的。”她回答说。我没有哼声，接过她手上的所有菜单，连我的一起塞进了街道旁的一个垃圾桶里。  
　　  
　　“我们去逛逛商店吧。”小刘的这个提议正合我意。于是我俩开心地逛起来，这个商店进那个商店出，边走边聊。从谈话中我得知，她新婚丈夫在纽约大学做博士后。她自己3个月前来美，没有小孩，在家呆着闲得慌，于是出来找点事做赚点钱。  
　　  
　　逛了一两小时商店后，我们回到店里，进门就挨了老板娘一顿臭骂，抱怨说怎么出去这么久？小刘争辩说，菜单才发完。我鸦雀无声地站在一旁，心里直想笑。  
　　  
　　天黑了，有了些定单电话。老板自己揽了大多数的外卖送单，只偶尔给我派个送单的任务。在店里我不停地干各种杂活。  
　　  
　　好不容易熬到晚上12点多。老板给我20元钱，说：“这是你今天的工钱，明天你不要来了。”接着又给小刘20元钱，说了同样的话。我俩都愣住了，这么快就被炒鱿鱼了？我俩走去店门，相互对视了一下，互相说声再见，就各自去了地铁站。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被炒鱿鱼，虽说感到很意外，心里倒还平静。毕竟自己下过乡、走南闯北一二十年，这点小挫折算不了什么。次日晚，我又继续进行“电话外交”。两天后，找到了第二个送外卖的工作。  
　　  
　　这家餐馆位于布朗士区南端维布斯特大道上，以外卖为主，生意还过得去。老板自己很能干，待人比较和气。第一天上班，我干得并不利索，出外送单几次迷路，因此在外耽误些时间，老板并无责怪。他的态度使我安下心来，心想这回找工真是找对了地方。  
　　  
　　今天是我在这里上班的第三日。我送完两家定单后，正骑车沿着西向的一百五十五街返回餐馆。已是黄昏时分，迎面一轮火红的夕阳把西边的天空涂抹成金黄色，绚丽多彩的阳光与街道两旁高楼里的灯火、街道中央的车灯相辉相映，甚为壮观。我一边欣赏着这城市美景，一边轻声地哼着自己最喜欢的歌《小草》。前面十字路口的红灯亮了，我轻轻地握握车闸，缓缓地停在路旁。  
　　  
　　信号灯转绿了，我着地的右脚重新回到了车脚蹬上。哎，不对劲，车子这么沉重？回头一看，不好！一位矮个的黑人青年抓住了车的后椅，他的旁边还站着一个壮实的大个黑人。  
　　  
　　“这车是我的！”小矮个黑人一边叫唤着，一边使劲拽我的车。  
　　  
　　“这车是我买的，怎么……”我的话尚未 完……  
　　  
　　“砰”就挨了大个黑人的一重拳，只觉左胸口一阵痉挛，随后是钻心刺骨的痛，不由自主地松开了手中的自行车把。  
　　  
　　小矮个提起地上的车子，飞身跃上，急速行驶，眨眼功夫就拐入另一条街，不见人影。  
　　  
　　我在原地蹲了几分钟，慢慢地直起腰，几分钟前的歌声销声匿迹，留在心里的只是淡淡的悲愤。我摸摸口袋，手里抓住那几块钱小费，走向了附近的地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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